1947年，地下党洪任明在火车站旁看到了战友专业股票配资，对方却无视了他，将视线移向别处。突然，洪钰明意识到不对劲赶紧离开了……
1947年5月，苏州地下情报系统发生了一场看似偶然实则致命的断裂。断裂的起点不在邱世毅身上，而在交通员姚茂良的一次老友重逢。
姚茂良奉命去接一份情报。途中他撞见一个曾在同一支部队待过的熟人，对方热情招呼，三言两语就套出他此行身负任务。熟人早已暗中投靠军统，转身便把人送进了特务机关。姚茂良起初咬牙扛了几轮，但刑讯室里的手段远非他能承受。三天不到，接头时间、地点、暗号，他全部交代了。
与此同时，邱世毅对此一无所知。他带着一份用暗语编写的情报，将其卷进一支牙膏管内，按时前往预定地点。刚到就被摁在地上，牙膏管被搜出，情报落入敌手。但暗语只有编写者本人能解读，特务拿到的是一把没有密码本的锁。
邱世毅被捕时不过二十出头，却已在敌后潜伏了整整六年。他16岁参了军入新四军，18岁被抽调进秘密部门，此后打入汪伪政府内部，像一枚钉子钉在敌人脊背上。他经手的情报涵盖兵力调动、清乡计划、物资运输线路，每一条都关乎解放区军民的生命线。
抓捕得手后，特务机关面临一个尴尬局面：情报在手里却读不懂，邱世毅不开口，姚茂良的供词又只停留在接头环节。他们急需一个突破口，于是策划了一个双线计策。
一方面放姚茂良回去，伪装成任务失败的普通失踪者，潜入社会部充当卧底；另一方面逼迫邱世毅重写一份“可读”的情报，让姚茂良带回去以证清白。这套方案如果成功，不但能破获情报内容，还能在党组织内部安插一根钉子。
邱世毅听到这个安排后，一反常态地配合了。他坐在审讯室里，铺开纸笔，一字一句写完了那份情报。特务在旁边盯着，他写得不快不慢，没有任何涂改，像在完成一次例行工作。交出纸张时他甚至主动说明了几处暗语的解读方式。
特务们信了。人在酷刑之后出现配合姿态，在他们经验里并不罕见。他们把姚茂良从牢房里提出来，把情报塞进他口袋，安排了跟踪人员，放他“潜回”社会部。
邱世毅在姚茂良被带走前，三次借上厕所的机会与他短暂接触。他没有长篇大论，只反复讲一个意思：你才参加革命四年，你不是坏人，你只是怕疼。现在你可以弥补。姚茂良听着，没回应，但手指在发抖。
姚茂良出去之后，果然甩掉了跟踪的特务。他没有回社会部当卧底，而是直接找到组织，连情报带自己叛变的全部经过一并坦白。
那份情报到了组织手里，很快被识破真意——它表面上是一份关于物资调动的常规报告，实际上嵌入了另一层结构。将每段第三个字抽出来连读，得到的是“我已暴露接头点废除全体撤离”十二个字。
姚茂良后来经过长时间审查和改造，重新回到部队。他没有再犯过错。而特务那边等了又等，等来的却是情报网突然大面积静默，所有已知线索一夜之间断得干干净净。他们这才意识到那份“投名状”里藏了刀子。
暴怒之下，特务对邱世毅施加了系统性的酷刑。鞭打、老虎凳、钢针穿刺、拔指甲，所有手段轮了一遍。目的不再是获取情报，而是纯粹的泄愤。邱世毅几度濒死又活过来，身体被打成了一副破烂的架子，但始终没有吐出任何一个名字、任何一个地址。
1947年秋末，特务想出了最后一个办法。他们把邱世毅从牢里拉出来，套上一件军装遮住满身伤口，押到苏州火车站外人流最密集的区域来回走动。
特务们则分成几组混在人群中，观察是否有人上前搭话。他们判断邱世毅在苏州地下线人众多，只要有人认出他来，哪怕只是一个眼神停顿，都能顺着这条线再抓一批。
这个判断本身不错。邱世毅确实在苏州经营多年，认识他的人不在少数。但特务没算到的是，那份牙膏管里的暗语情报被搜走后，示警消息已经通过另一条渠道扩散出去。
当地地下组织在邱世毅被捕后启动了应急方案，绝大部分人员在一个月内完成转移或转入静默。留在原地的人，也被告知在任何公开场合遇到邱世毅都必须视而不见。
洪任明那天出现在火车站，是因为一批转移物资需要确认出站路线。他看见邱世毅的一瞬间，本能反应几乎脱口而出。但下一秒他看见了对方领口下压不住的伤痕，看见了那双眼睛里传递的刻意淡漠。他收紧了下巴，改道从侧门离开。特务没有发觉。
这是已知记录中，邱世毅和战友的最后一次对面。
诱饵计划失败后，特务将邱世毅重新投入牢房。此后将近两年，他没有再见过阳光。1949年4月，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逼近长江南岸，反动当局在溃败前夕加紧屠杀在押政治犯。邱世毅被秘密处决于南京，时年26岁。他死后不到一个月，南京解放。
那封藏头情报的内容后来被整理进上海党史研究室的档案，标题是《生命的最后一道闪光》。姚茂良的供述、洪任明的回忆以及敌伪档案中被缴获的审讯记录专业股票配资，共同拼出了这段完整的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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