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匈牙利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菲利普·皮尔金顿，编译/肖思航】
《一九八四》中曾描绘，随着工业作战能力高度发达，全面战争沦为统治者控制社会的工具，并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倘若20世纪中叶核武器未曾问世，世界恐怕早已再度滑入全面战争的深渊。核武器是现代社会最极致的“双刃剑”，它的存在，将人类乃至整个人类文明都置于毁灭的险境之中，却也让世界在二战之后，再未爆发过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战争。
1.“空前绝后”的冷战核军备竞赛
核武器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启了指数级增长的扩散进程。冷战时期，美苏两国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核军备竞赛。如图1所示，1948至1956年间，美国依托核战斗部（即核武器的核心毁伤单元）可投送的爆炸当量，攀升至原有水平的2371倍。同期苏联的核力量建设节奏则平缓得多。或许是苏联意识到，囤积如此庞大的爆炸威力并无实际战略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核军备竞赛的初期阶段，美苏两大国已然陷入了无意义的核武规模攀比之中。
图1 1945—2008年美俄（苏）核武器首次打击爆炸当量变化趋势
当这场核当量的无意义竞赛疯涨到顶点，20世纪70年代，美苏两大国终于开始试图驯服这头失控的核猛兽。这股降温的浪潮，始于1972年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I）。这份条约直接将美苏双方的战略弹道导弹数量，冻结在了签约时的水平，给疯狂扩张的核军备套上了第一道枷锁。随后的1974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协定》（The Vladivostok Accord）为后续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II）搭好了框架，为美苏双方的战略核运载工具总数定下硬性上限。SALT II最终于1979年正式签署，成为冷战核军控进程中的关键节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早期军控条约并没有直接以削减核爆炸当量为目标，而是从限制核运载系统入手。导弹、轰炸机等投送平台的数量被卡死，可投送的核弹头总量自然随之受限。从数据曲线来看，这一举措对美国的核武储备，产生了清晰的间接降温效果。但另一边的苏联，仍在持续扩充核武库，力求实现与美国的核力量均势。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苏联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成这一目标时，距离其政治体系崩塌，已经只剩短短数年。
随着冷战的落幕，曾经造价高昂、规模庞大的核武系统，终于迎来了收缩的时代。美俄两国双双开启了核武库的削减进程，曾经的核军备竞赛，也在此背景下走向了尾声。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核军备控制已经实现。当前，美俄仍然拥有远超全球其他国家的核武库体量，在“可随时投入使用的部署状态弹头”这一关键指标上，这种差距更是被进一步放大。
在全球主要拥核国家中，中国的核武布局始终保持着高度克制：无论是整体核武库的规模，还是处于部署状态的弹头数量，都处于极低水平，与美俄乃至英法等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全球核俱乐部中都是极为特殊的存在。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的核力量发展基本未受美苏任何一方的干预，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核心问题在于，中国的这一选择是不是极具战略智慧的高明之举？
2.驯服“纸老虎”：中国的核战略
1946年，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访谈中，斯特朗问及毛泽东对美国拥有原子弹的看法。毛泽东给出了那句流传至今的著名回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这一立场为中国此后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态度定下基调。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随着罗布泊的一声巨响，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枚原子弹，这也是中国“两弹一星”战略的关键里程碑。在一份由中国政府发表、并刊载于《纽约时报》的声明中，中国共产党重申了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的观点，并明确表示：“中国发展核武器，旨在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最终消灭核武器。”尤为关键的是，声明中清晰阐述了中国不首先使用（no-first-use, NFU）核武器的政策立场：“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理念逐渐成为中国官方的核战略。该战略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一是始终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二是奉行最低限度威慑（minimal deterrence）理念。所谓最低限度威慑，是指中国维持一支规模有限但具备可靠生存能力（指可经受首轮核打击而存活）的核力量，确保在遭遇核战争时，能够实施有效的二次打击。这支具备生存能力的核力量，包括可实施不间断机动部署的东风-41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这两款导弹均搭载分导式多弹头（MIRV）技术——即导弹在重返大气层时，可释放多个独立制导的核弹头，实现对多个目标的精准打击。在中国政府看来，这种核力量配置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相结合，足以形成强大威慑，让任何国家都不敢轻易对中国发动核攻击。
据初步估算，一旦爆发核冲突，其二次核打击能力足以对目标国形成毁灭性打击。中国现役核力量依托公路机动洲际导弹与战略核潜艇，具备极强的生存能力与突防能力，即便考虑先进反导系统的拦截，仍有大量核战斗部可精准命中目标。如此规模的核打击，将直接导致目标国经济全面瘫痪，物资短缺、恶性通胀接踵而至，大规模难民潮更会彻底压垮其残存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核爆炸升腾的大量烟尘与碎屑会引发严重的“核秋天”（Nuclear Autumn）效应，致使全球气温连年下降、农业生产力断崖式下跌，进而引发大范围饥荒，最终该国社会体系将彻底瓦解。
3.破除迷思：核威慑的三大真相
（一）“先发制人核打击”不过是天方夜谭
上述的估算结果表明，即便部署的核导弹数量有限，也足以震慑美国乃至任何国家。使其不敢贸然发动“先发制人核打击”。核武器的动用门槛本就极高，寄望于通过突袭式核攻击达成战略目的，实在过于荒诞且不切实际。
2024年11月，俄罗斯发射了一枚“奥列什尼克”（Oreshnik，即榛树弹道导弹）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这枚导弹最终向乌克兰第聂伯罗的南方机械制造局投放了6枚非核惰性弹头，该基地是乌克兰核心航空航天制造企业，也曾是苏联时期的导弹生产核心基地。俄方在导弹发射30分钟前已对美方进行预警。但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始终难以确定这枚导弹是否搭载了可打击欧洲多座城市的分导式多弹头核武器。但即便面临高度紧张的模糊威胁，美、英、法等北约核国家，均未因此启动“先发制人核打击”。这一实例充分说明，“先发制人核打击”在现实中几乎不具备触发条件。
俄罗斯使用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榛树弹道导弹打击乌克兰地下设施
由此不难判断，所谓“先发制人核打击”不过是天方夜谭，核战争若真的爆发，更大概率是由常规冲突逐步升级所致。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理解中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只需维持规模有限、可随时投入使用的部署型核力量，就能构建起可靠的核威慑体系；至于其储备的核力量，核心作用是应对冲突向核级别升级的极端情况。这一布局充分彰显了中国核战略的审慎态度与战略弹性。
（二）核力量无需长年处于高部署状态
核威慑领域长期存在一个误判，即唯有将大量核弹头维持常态化战备部署，才能保障核威慑的有效性，而低部署状态等同于丧失威慑能力。中国核战略采用典型的低部署模式，未部署的核弹头实行单独储存、与发射载具分离存放的管理方式。这一模式既能大幅降低核武器意外发射、引发战略误判的风险，也能有效削减核力量的日常维护成本，兼顾威慑安全与运行效率。不过，要全面评估以中国为代表的低部署型核战略，就必须回答一个核心问题：能否在危机态势下，快速完成非部署状态核武库的实战部署？
从核冲突的客观演进规律来看，常规冲突向核级别升级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遵循阶梯式、渐进式的升级逻辑。随着冲突态势逐步恶化，会形成数天至数周的清晰时间窗口，各国决策层拥有充足的时间对局势进行研判与应对，也为核力量的战备部署预留了充分的时间。
依托现代成熟的军事投送体系，处于储备状态的核力量具备高效的快速战备转换能力。通过公路、铁路、空中运输等多元投送渠道，储备核力量可快速完成与发射载具的匹配、调试及部署就位。其中，公路与铁路运输可在1至2天内完成部署调配，若采用空运执行紧急部署任务，整个流程可进一步压缩至数小时内。这种灵活高效的快速部署能力，为低部署核战略提供了充分的实战支撑，即便不维持常年高规模战备，也能在危机时刻快速形成有效威慑。
（三）“核武器越多越安全”是最大的误解
在核威慑的逻辑中，核武器数量与国家安全并不具有正相关性。核威慑的核心在于打造具备生存能力的二次核打击力量，而非单纯追求核弹头的数量规模。即便仅保有少量能够实施有效反击的核力量，也能够构建起令对手难以承受的决定性威慑，从而有效降低核攻击风险、遏制核冒险行径。而美俄当前维持的规模远超有效威慑阈值的庞大核武库，非但无法带来实质性的额外威慑效益，还会造成巨额的资源损耗。
由于当前各国核开支的公开数据缺乏可靠佐证，作者重新构建了成本估算模型。该模型的测算结果虽未必完全精准，却能清晰呈现：一国若从美俄式的大规模核威慑模式，转向中国的低部署核威慑战略，可大幅节约核力量建设与维护成本。据公开信息，2022年美国核预算总额达46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报告显示，其中约60%用于战略核力量（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指挥控制通信系统及预警系统，即现役部署状态的核力量。
依据这一比例拆分核算，美国每枚现役部署核弹头的年均维护成本约为1650万美元，每枚非部署储备核弹头的年均成本约950万美元。根据模型估算，美俄两国的核开支水平大体相当，而中国的核开支，仅为美俄两国的零头。这也充分说明，若美国转向更为精简高效的中国式低部署核威慑模式，每年可节省的核力量相关开支将极为可观。
4.迈向美国版“火箭军”：从帝国型投送到防御型坚守
随着美国逐步收缩全球军事部署、将战略重心回迁西半球，美国理应深入研究中国的军事体系架构，并从中汲取适配自身的战略经验。但这并非刻意以中国为参照，来探寻美国国防能力改革的路径，而是美国现行的军事架构，诞生于与21世纪截然不同的时代，早已与现实需求脱节。
美国现行军事体系承袭自英国的“帝国型岛国”（imperial island nation）模式，核心定位是面向全球的海外力量投送。在美国缩减海外部署的当下，其更应回归契合自身地理禀赋的防御本位，转向“防御型岛国”（defensive island nation）的军事姿态。这一转型既能显著提升美国本土安全保障水平，也能有效减轻国防开支负担。
中国的核威慑战略不能脱离其整体军事布局单独解读。除了战略核力量，其还拥有庞大的常规导弹体系。火箭军（PLARF）是当前全球规模领先、体系最完备的常规导弹力量，同时肩负战略核威慑与核反击的核心使命，实行核常兼备、全域慑战的战略定位。中国核威慑力量保持有限规模，可在危机升级时快速完成战备扩充。火箭军常规导弹部队主要为非核层级的冲突提供防御支撑，既可应对与非核国家的常规对抗，也能支撑与核大国之间、保持可控且不升级至核层面的有限冲突防御需求。
表1 火箭军常规导弹体系 数据来源：编者据作者原文整理
反观美国的常规导弹力量，则显得单薄许多。究其原因，美国军事战略长期更依赖固定翼作战飞机执行远程打击任务，其弹道导弹技术至今完全服务于战略核武库，并未构建成体系的常规弹道导弹力量。美军现役远程打击弹药以巡航导弹为主，主要包括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战斧”巡航导弹、联合空面防区外导弹（JASSM）等型号。其中飞行速度最快的陆军战术导弹，最大速度可达3马赫，射程却仅约300公里。无论从射程、速度还是整体作战体系来看，美国的常规导弹力量均处于明显滞后的状态。
当前，美俄维持超大规模现役核武库，本质上是对资源的无谓消耗。美国若想实质性缩减核武库、将更多核弹头转入储备，离不开俄罗斯的同步行动与深度核议题磋商，这既是实现相关目标的必要政治前提，也有助于双方就风险管控技术达成共识。即便采用有限部署模式，核冲突的毁灭性后果依然不容忽视，美俄理应重返军控框架，对现役核武库设置“速度限制”，通过延长预警与沟通窗口期来规避意外交火风险，这一军控通行原则，契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利益。
核武器的终极价值在于止战，而非备战。冷战军备竞赛早已证明，一味堆砌数量、维持高等级部署高效率配资开户，不仅无法带来真正安全，反而会推高冲突风险、浪费大量国家资源。中国以防御为核心、以最低限度威慑为原则的核战略，具备高度的理性与效率。21世纪的大国安全，理应回归低成本、低风险、高效率的防御本质，这也正是全球核安全的共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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